△王堯先生像（圖片由姚霜提供）

       是賢者，是智者，是通達漢藏文史的學問大家，是成就藏學偉業的一代宗師。王堯先生弟子眾多，桃李芬芳，我曾為自己并非其中一員而心存遺憾，所幸先生著述甚豐，從中所獲教益之多，豈可計量，由此自詡為“編外學生”，并將先生的許多研究成果以文學方式傳播開去。也有當面聆聽教誨的機會，每每為先生淵博的學問功底、對藏族人民及其文化的熱愛之情所感染感動。尤其欣慰的是參與了先生多卷本文集的編輯出版工作，何止豐富了“中國現代藏學文庫”書系，那是王堯先生留存于世的寶貴遺產：歷史風云的再現，鉤沉索隱的探訪，真知灼見，文采斐然，“美人之美”，大愛無疆……而今我們送別了先生，舉目四顧，世間已無，駕鶴者融入茫茫虛空，然而正好比“佛滅度后，以戒為師”，道德文章猶在，精神風范長存，在案頭，在心頭。

　　值此紀念先生的文集編發在際，遵小波囑，謹將多年前所寫《王堯先生八秩華誕文集》“編后記”奉上，以志緬懷與感念。回首再看當年圍擁在先生身邊時的盛景，不禁唏噓。

　　去年底在為王堯先生八十大壽舉辦的聚會上，老壽星的學生和學生的學生數十人濟濟一堂。名師高徒，“親傳”弟子中的陳慶英、陳楠、沈衛榮、謝繼勝等知名藏學家，已為人師表，并在西藏史地和藏傳佛教及相關藝術諸領域各有建樹，乃至領軍人物；“再傳”弟子的碩博士生中，多有嶄露頭角者。若以王老為“宗師”論，可見這一派系漸成中國藏學界勁旅。

　　當然學術界非宗教界，尤其藏學界，一無門派之別，更無門戶之見，王堯先生及其研究成果歷來為海內外藏學家并廣及大眾所共享。祝壽晚生中，就有像我這樣的非“嫡傳”弟子，但編外學生的受益程度，也許不下于在場許多人。王堯先生的重要著述《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吐蕃金石錄》《西藏文史考信集》《西藏文史探微集》一一讀過，還是反復查閱的案頭必備；對他多年來主編的《國外藏學研究譯文集》和《賢者新宴》等叢刊也多有涉獵。相關內容學識大都轉化為積累，有些已轉述在本人拙著中。此刻，當我為編輯出版這部《王堯先生八秩華誕文集》，通讀了兩代學生的論文，不啻一次檢閱的同時，忍不住想要加盟參與，就以編后記形式。不打算羅列先生貢獻，文集中自有“再傳”弟子任小波悉心整理的《王堯先生論著目錄》，另有陳楠教授由文及人的解讀《王堯先生學術成就評述》，兼有學術性、個性化表達的則有沈衛榮教授的《漢藏文史研究的新思路、新成就——從王堯先生的<水晶寶鬘>談起》，而其他二十余篇雖屬文論，均可視為向師尊致敬之作。本文標題原擬為“假如沒有王堯”，略嫌唐突，來自祝壽聚會上的一個閃念：假如沒有端坐上首的這位博學而謙和的長者將會怎樣？也許敦煌遺書中吐蕃古藏文文獻的譯注工作將來會有人做，但當下的中國藏學界肯定少了許多風景；在場者也許有人仍會從事藏學，但顯然不會有如此陣容。假如沒有先生，這一天我們不會走到一起，正是因為有了，至少這一群的命運是被改變了；至于先生對于當代中國藏學事業推進的力度和程度，則是顯而易見又是難以量化的。

　　具體到個體受益人，筆者作為文學轉述者，潛移默化方面且不論，實實在在被植入新作《風化成典——西藏文史故事十五講》中的內容，就支撐起吐蕃部分的大半；吐蕃之后還有一些，最突出的一例，是先生在海量藏文史籍中查訪到的南宋少帝趙顯其人蹤跡，讓這個漢地失蹤者以藏傳佛教高僧大譯師面目再現于歷史視野。這些轉述而來的故事為拙著增色出彩，不乏高光部。另有部分內容來自先生弟子們的研究領域：從陳慶英先生藏譯漢的《漢藏史集》中擷取了令人拍案驚奇的若干片斷；從陳楠教授對于大慈法王釋迦也失的論著中歸納出大師生平事跡；從謝繼勝教授所經營的藏傳佛教藝術中獲知了古代內地傳播的線索；最后是沈衛榮教授在對書稿的審讀中，多有訂正之外，建議將陳寅恪先生所稱譽的“吐蕃玄奘”法成法師單列一節，這位曾在漢藏文化交流史上值得銘記的人物由此熠熠生輝……直接間接得自于先生教益的這一切，不期然體現了一連串的因果和緣分。

　　僅僅說明對于研究成果的借助是不夠的。令我深受感動和感染的，是王堯先生對于畢生從事之業的敬業、對于西藏古今人民毫無保留的大愛之情。這一情懷來自深度的了解和理解，具有深厚的學術背景和道德基礎，因而格外堅實和博大。以前對于唐蕃時期的藏漢關系，或戰或和僅是一知半解，經先生提點，方才得知有激烈沖突的一面，更有空前繁密的文化大交流一面，有那么多具體生動的事例可資佐證：佛經的同譯互譯、漢文古籍的藏譯，雙方陣營的互動以及相互投奔……凡此等等，先生的案頭書卷中，自有千軍萬馬，自有文脈奔流，有聲有色，激蕩人心，均為中華民族豈敢忘懷的往事經歷。新資源新材料對于學科進展的作用已是常識，敦煌遺書的發現開創了一門國際敦煌研究即是明證之一。就王堯先生對于吐蕃古藏文文獻包括金石簡牘的譯注一項，不啻為藏學研究的大步邁進所做出的卓越貢獻。藏學涵蓋于大國學或曰廣義國學之中，本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之所以現在才想起需要概念上的確認，是因“國學”一詞沉寂有年，隨著近年間的加熱升溫，一經有人琢磨這門“中國的學問”，才發現原有概念的狹義性。通過先生和一大批藏漢各族藏學家們的工作，我們看到大國學原來早有傳統，且源遠流長，方塊漢字所體現的以外，至少在唐蕃時代，即有藏文方式的加入，另有其他文種。近年間，不僅在多所民族院校設立了藏學院系，先生的學生們在人民大學、在首都師大也各自創辦了藏學機構，其中漢藏佛學研究中心就設在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中，即是率先垂范的標志性事件。

　　從事藏學、民族學的，較之其他行業，于族際人際關系方面，多了一個層面的喜樂、憂慮和使命。王堯先生精通史地，始終關懷：中華各族群歷來相互依存，天然多元，終歸一體，共生才能共榮。無需以智者眼光看取，這一觀念本應當成為公眾常識。我記住了先生說過的一句話：當中華各族人民都以作為中國公民而自豪時，那樣的穩定才是最可靠的。

　　言不盡意，再回到標題，皆因有了王堯先生，既是中國藏學事業的幸事，也是我們一群的福分。那天的祝壽場合，目睹桃李滿園的情景，我還試著尋找恰當的詞匯來形容彼時的老壽星，終于找到——較為現代的比喻是航空母艦，自然物象的比喻是無限花序。

　　（2009年11月6日于北京）

　　（中國西藏網 文/馬麗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