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左”糾偏，邊區土改保護愛國民主人士

　　1947年3月，蔣介石軍隊由于戰線拉長，兵力不足，被迫將其全面進攻改為對山東和陜北兩個解放區的重點進攻。為了粉碎國民黨軍對陜北的重點進攻，中共中央決定以陜甘寧和晉綏解放區的部隊組成西北野戰軍，由彭德懷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習仲勛任副政委，擔負主要作戰任務。此后習仲勛協同彭德懷組織指揮了青化砭、羊馬河、蟠龍鎮等戰役，并取得勝利。同年7月，馬背上的中共中央在陜北靖邊縣小河村山麓的羊圈里召開擴大會議。習仲勛根據黨中央小河會議決定，離開前線，回西北局主持工作。

　　習仲勛回到西北局之后，面臨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貫徹全國土地會議精神和《中國土地法大綱》，并組織領導好陜甘寧邊區土地改革。就在1947年的9月，中國共產黨全國土地會議通過了《中國土地法大綱》，10月10日公布施行。為了傳達貫徹全國土地會議精神，部署邊區土地改革和整黨工作，西北局決定召開一次邊區干部會議。11月1日，會議在綏德縣義合鎮薛家渠對面的陽灣空地正式召開，時稱義合會議。會議在檢查以往工作的基礎上，作出了徹底完成邊區土改和認真進行整黨的決議，研究了具體實施辦法，并由林伯渠、賀龍、習仲勛聯合簽署發了布告。由于缺少經驗，加上缺少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在制定具體土改方案時，會議沒有把邊區里老區（約占三分之二）和新區（約占三分之一）的不同情況區分開來，也沒有明確劃清一般地主和惡霸地主的界限，更沒有對中農、工商業和三三制等政策解釋清楚，只是片面強調“依靠貧農”和“平分土地”。也由于康生、陳伯達在晉綏的土改試點中存在著嚴重的“左”傾，而全國土地會議中不僅未予糾正，反而又把反對右傾作為主要內容。因此在這種背景下，義合會議的與會者對于土改中“左”的傾向可能造成的惡果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會議雖然也要求在經濟上、政治上、思想上徹底消滅地主階級，只留他一個肉體，并留一份生活，但還是強調“削削削，削盡土豪劣紳；殺殺殺，殺盡貪官污吏。”會議還點了安文欽、李鼎銘、霍子樂等人的名。雖然會議也強調不要亂殺人，可惜，這個精神到會代表沒有帶回去，而是把消滅地主寧“左”勿右這一套帶了回去。義合會議暴露出來的“左”的傾向并沒有引起大多數與會者的注意。在會上，習仲勛陷入沉思，作為“左”傾政策的受害者，他曾經在肅反中差一點被活埋。因此面對會議上的一些“左”的傾向，習仲勛更多的是沉默，對一些“左”的政策持保留態度。

　　由于義合會議在制訂土改具體方針、劃分階級政策時，沒有對老區、半老區的實際情況區別對待，在具體操作層面上也沒有明確禁止使用肉刑、不得侵犯中農利益、保護工商業等，加上會后參加土改的工作團大多臨時組建，本來就不夠專業又沒有經過集訓，工作上急功近利，在應用政策和掌握分寸方面出現偏差失誤。于是土地改革和整黨工作中一些“左”的做法漸漸蔓延開來，在個別地方甚至發展到相當嚴重的程度，一時氣氛極度緊張。亂斗、亂扣、亂打，亂沒收財物，亂掃地出門的現象比較普遍。習仲勛對此憂心忡忡。當時邊區參議會副議長、開明士紳安文欽也受到了沖擊。被稱為“陜西四老”之一的安文欽是晚清秀才，是邊區一個很有威望的開明士紳。安文欽在邊區熱心公益事業，興辦學校，宣傳新文化，抗戰時期與八路軍合作，支持抗戰，曾當選為綏德縣參議員、綏德警備區副參議長，陜甘寧邊區第二、三屆參議會副參議長。安文欽是擁護共產黨領導的，也贊同土地改革，在土改中還主動向政府獻出300坰（注：西北地區一坰合三畝或五畝）的土地，但土改中他的土地房產被沒收分配，一家老小被“掃地出門”。這無疑嚴重地違反了邊區的土改政策，也與黨的統戰政策背道而馳。習仲勛在了解情況后，嚴肅批評了這種錯誤做法，批示要按黨的政策予以糾正。

　　1947年12月，中共中央擴大會議在米脂縣楊家溝召開，習仲勛參會。會上，習仲勛根據自己的調查研究，向毛澤東如實地談了自己對邊區土改中存在的問題和形勢發展的一些看法。會議期間，開明紳士、陜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李鼎銘在義合病逝。習仲勛由此想到了土改中有些地方違犯政策沖擊愛國民主人士的問題，即與林伯渠向毛澤東建議，在為李鼎銘開追悼會時要請黨外人士參加，并特別提到要請當時受到批斗的安文欽以邊區參議會副議長身份致悼詞，以安撫愛國民主人士的情緒，緩和、改善與他們的緊張關系。毛澤東當場表示贊成，指出下面做法過火了，傷及了開明士紳，要保護他們。后來在西北局、邊區政府和習仲勛的過問下，綏德縣歸還了安文欽被沒收的部分財物和房產。毛澤東也電示要保護安文欽等愛國民主人士，并通過林伯渠和習仲勛代他向安老先生賠禮道歉。安文欽非常高興，對黨和毛澤東的關懷表示感謝，又愉快地回到自己的住宅。第三天，在邊區政府為李鼎銘舉行的有七百多人參加的追悼會上，安排安文欽致了悼詞。這事不僅使安文欽深受感動，也使各階層人士深感滿意，認為共產黨講信義，重交情。習仲勛的努力體現了黨在執行統一戰線政策中的一貫性和嚴肅性。對于黨在各階層人士中的威望和信譽，也有很大影響。

　　在會議結束后的第七天，習仲勛致信中央，就綏屬各縣土改中的問題，把自己的調查研究結果向中央作了實事求是的匯報，對土改中的有些過火的做法提出了批評并提出了改正建議。1948年1月19日，習仲勛就陜甘寧邊區近期的工作特別是防止和克服土改中“左”的偏向問題再次致電毛澤東。在這份報告中，習仲勛列舉了9個值得注意的問題，得到毛澤東的支持。同日，為了慎重對待黨外人士，習仲勛與馬明芳聯名向各分區發出通知，指出：在土改過程中，對參加三三制的黨外人士，應慎重處理，縣以上非黨人士的處理，務希由地委提出意見，經西北局批準。縣以下小學教師中的非黨人士，須經地委批準后，才能處理。在習仲勛的努力下，此后再沒發生嚴重的傷害非黨人士的事情。對愛國民主人士的統戰工作取得了較好的效果，減少了土改的阻力，也增強了他們繼續跟黨合作的信心。

　　爭取項謙，平息叛亂鞏固民族團結

　　1945年，抗戰取得勝利之后，中共中央決定加強西北局的工作。在全面衡量、考察、遴選西北局書記適任人選時，毛澤東提出西北局書記的人選既要有群眾基礎，又要熟悉西北情況。習仲勛無疑是最合適的人選。他出生、戰斗在西北，又擔任過陜甘邊革命委員會主席等職務，加上習仲勛為人敦厚，深受群眾愛戴，而且毛澤東對習仲勛的印象一直不錯。1935年，中央紅軍長征抵達陜北根據地，毛澤東在幾處破舊的村落墻壁和大樹上看到了《陜甘邊蘇維埃政府布告》。布告雖經日曬雨淋，斑駁不清，但上面“主席習仲勛”的署名讓毛澤東還是一下子就記住了“習仲勛”。見面之后，毛澤東更驚訝于這個“習主席”的年輕，習仲勛當時剛好22歲。10年之后的1945年10月，被譽為“模范邊區的模范干部”的習仲勛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這一次是毛澤東親自點的將。毛澤東在說到西北局書記時，還特別贊揚習仲勛年輕，是“群眾中走出來的領袖”。

　　習仲勛無論在西北局期間，還是后來奉調進京，都非常關心西北的形勢。西北地區幅員遼闊，民族眾多，有有漢、回、藏、維、蒙等十多個兄弟民族。解放前由于經濟、政治和歷史、宗教等各方面的原因，西北的形勢比較復雜。新中國成立前后，在一些帝國主義國家和國民黨特務的煽動支持下，青海、新疆的大小叛亂很多，土匪橫行，殃及無辜，嚴重破壞和擾亂了西北的和平與穩定。習仲勛以敏銳的眼光，最早關注疆藏問題。在實地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習仲勛提出：一切工作都要在民族團結的基礎上采取“穩進慎重”的方針進行。“爭取各民族上層人士，爭取宗教方面人士，然后去發動，不可顛倒過來。”這個解決民族問題的新思路為穩定西北開發西北創造了很好的條件。而爭取青海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戶項謙歸順中央政府，便是習仲勛的統戰理論在西北地區解決民族問題的一次成功實踐。

　　昂拉部落是藏族的一支，居住在一個叫尖扎灘的藏民農牧業區，實行“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昂拉千戶本是吐蕃王朝赤熱巴堅的后代，為了守衛邊卡和征稅，相傳公元5世紀中葉赤熱巴堅派貢葉西達杰到達這里，成為尖扎黃河兩岸的頭人。公元1657年清順治皇帝封他的后代祖多杰為昂拉千戶，世襲至第七代子孫項謙。尖扎灘北有黃河天險，東面和南面被高山環抱，西臨黃河的松巴峽谷，是一處易守難攻的要隘。解放后，藏族人民對共產黨和解放軍還不了解，加上匪特造謠惑眾，第十二代千戶項謙在馬步芳殘匪和國民黨特務的裹脅、挑唆下，公開與人民政府為敵，拒絕接受人民政府的領導，并組織反革命武裝“反共救國軍”第二軍，發動叛亂。他們自以為身處要隘，人民政府和解放軍奈他們不何，甚至把尖扎灘稱為“小臺灣”。項謙憑借手中的千余武裝力量對已解放的鄰縣不斷進行武裝侵擾，甚至襲擊人民解放軍。我人民政府為了團結昂拉部落不明真相的廣大農牧民，不斷地說服、爭取，耐心地等待他們幡然醒悟，但昂拉千戶卻執迷不悟。在他看來人民政府的耐心就是無能的表現。這位“末代千戶”的倒行逆施激起廣大人民的仇恨，許多同志失去耐心，主張軍事手段徹底解決，以絕后患。針對許多同志急于軍事進剿的情緒，習仲勛電告青海省委書記張仲良：“決不能打，萬萬不可擅自興兵，只有在政治瓦解無效以后，才能考慮軍事進剿。”

　　爭取項謙歸順的工作，從1949年12月至1952年7月長達兩年七個月之久。在此期間，項謙對投誠態度始終游移不定，反復無常，曾經幾度歸順，但不久又反叛。在習仲勛的親自領導下，中共青海省委統戰部長周仁山、藏傳佛教大師喜饒嘉措（后任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藏族部落頭人、寺院活佛等50余人，多次深入虎穴，親赴昂拉，先后與項謙和平談判達17次之多。習仲勛多次指出：“必須堅持在充分軍事準備基礎上以政治爭取為主的方針，十分慎重，首先是用和平方式解決。對于項謙必須采取反復爭取，特別寬大政策。”習仲勛顯然不是單純考慮項謙個人的問題，而是從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出發，團結包括藏族在內的各少數民族。在這一方針的指導下，解放軍進剿部隊紀律嚴明、秋毫無犯，十分尊重該地藏族人民風俗習慣，嚴格保護寺院，釋放俘獲的頭目、官人，甚至給項謙臥病在床的母親治好了病，對貧苦百姓救濟、度荒、撫慰，以活生生的事實揭穿了反革命匪徒的造謠欺騙。項謙在我黨民族統戰政策的感召下，終于在1952年7月11日下午從南乎加該森林回歸，向人民政府投誠，此后再也沒有反叛。時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的習仲勛非常欣慰，親自接見、宴請款待了這位回頭是岸的“末代千戶”，并委任他繼續擔任昂拉千戶。項謙非常感激人民政府的挽救和寬大之恩。中共中央首任統戰部長李維漢后來詳細地向毛澤東匯報此事，毛澤東非常贊賞，把習仲勛比做諸葛亮。后來毛澤東見到習仲勛時還不忘開玩笑：“仲勛，你真厲害，諸葛亮七擒孟獲，你比諸葛亮還厲害！”

　　1950年3月，蔣介石為了破壞新疆的穩定，委任新疆巨匪烏斯滿為“新疆反共總司令”。烏斯滿等武裝匪徒到處煽風點火，糾集慣匪和散兵游勇，并以殘酷屠殺等手段，脅迫牧民2萬多人發動武裝叛亂，叛亂迅速蔓延到天山南北。烏斯滿匪幫在新、甘、青三省交界處搶劫殺人，煽動民族對立，破壞民族團結，嚴重危害西北的社會秩序，對各族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威脅極大。與此同時，為了穩定西北的局勢，中央和西北局鑒于新疆、西藏的實際情況，指示兩地的土改工作暫緩，等條件成熟后再搞。但新疆區黨委沒有很好地執行中央和西北局的指示，反而擅自提前進行土改，并抓了一些當地少數民族及宗教界的重要人士，土匪和敵特趁機造謠污蔑，攻擊我黨的民族政策，制造分裂，一時局面混亂，并出現逃亡浪潮。烏斯滿叛亂和一些“左”的政策、做法重疊在一起，使本來就非常復雜的問題變得更加復雜。1950年烏斯滿叛亂集團的另一頭目賈尼木漢被捕。在接到曾經主政新疆的張治中來信后，7月22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領導彭德懷和習仲勛，聯名致電新疆要求把賈尼木漢與烏斯滿區別對待，要注意統戰政策的運用，爭取并利用賈尼木漢來瓦解烏斯滿殘部及穩定歸順的部落，真正孤立極端反動的烏斯滿集團，同時盡量爭取、挽救被誘騙和裹脅的群眾。1952年7月，習仲勛奉毛澤東命令親赴新疆解決民族糾紛，嚴格執行黨的民族統戰政策，穩定了新疆政治形勢。在解決民族糾紛的過程中，習仲勛非常重視調查研究，他的許多意見后來被政務院通過的有關法規政策所吸取，比如《關于保障一切散雜居的少數民族成分享有民族平等權利的決定》和《關于地方民族民主聯合政府實施辦法的決定》。習仲勛更進一步推動立法，為保障各民族平等權利、鞏固民族團結等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曾任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主席的李瑞環曾說過：“李維漢和習仲勛同志關于民族統戰工作方面的講話和著作，是我們當今民族統戰工作的法寶。”實事求是地肯定了習仲勛對民族統戰工作做出的貢獻。

　　三次批示，解決非黨知識分子問題

　　在“文革”中，統一戰線備受沖擊，幾陷癱瘓。由于極“左”政策的陷害，包括非黨知識分子在內的廣大知識分子被視為異己和牛鬼蛇神，被戴上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等各種各樣的“帽子”。這些做法在肉體上精神上，嚴重傷害了廣大非黨知識分子，挫傷了他們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與共產黨真誠合作的信心。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宣布知識分子已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廣大知識分子奔走相告，歡欣鼓舞，紛紛表示要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貢獻自己的力量。進入新時期以來，在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落實政策中，非黨知識分子統戰工作也逐漸恢復，呈現出喜人的局面。

　　隨著階級關系的根本變化和社會經濟的發展進步，非黨知識分子問題逐漸成為新時期愛國統一戰線的一個關鍵問題。知識分子是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力量。非黨知識分子在歷史上是一支有著優良傳統的知識分子隊伍，無論在爭取民主還是在建設社會主義上，都作出過卓越的貢獻。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科技革命日新月異，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變得越來越重要，而知識分子中非黨知識分子又占了多數。另一方面，非黨知識分子影響力大，社會聯系廣泛，是新時期統戰工作的重要對象。但“文革”剛剛結束不久，思想領域“左”的影響仍然沒有完全被清除，許多人心里還存在一種誤解，認為知識分子既然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是依靠力量，那非黨知識分子自然也就不再是統戰對象了。這種認識誤區如果任由發展，勢必造成統一戰線的大收縮，并有可能對非黨知識分子造成新的傷害。1982年，北京某大報更在一版顯著位置發表短評，明確提出知識分子不再是統戰對象。而這與胡耀邦在第十五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直接相沖突。在這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非黨知識分子被明確列為第三類統戰對象。黨把黨外知識分子作為統戰對象，是為了加強與黨外知識分子的政治聯盟，鞏固和發展新時期的愛國統一戰線，更好地調動黨外知識分子的積極性，更充分地發揮他們在現代化建設中的重要作用。

　　北京某報紙的短評一出，在社會上引起極大的思想混亂，在非黨知識分子中影響尤其不好。許多人打電話或致信中共中央統戰部，詢問中央執行的統戰政策有否有變。中央統戰部給主管統戰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習仲勛打報告，堅持認為非黨知識分子仍是我黨統戰工作對象，并進行相關的說明。習仲勛當即批示，肯定統戰部的正確意見，并責成該報改正和澄清。但該報拒不改正，并提出知識分子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是統一戰線的依靠力量，工人階級內部不可能有統一戰線，而且還狡辯說馬列主義著作和我們黨的文件中從來沒有講過工人階級內部有統一戰線。這樣爭論進一步升級。

　　為了統一思想認識，1983年中央統戰部召開十省市統戰理論座談會，1985年又召開了全國統戰理論工作會，對我黨的統戰政策進行解釋和澄清。隨后中央統戰部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指出：“統一戰線的基本問題是工人階級自身團結統一和同盟軍問題。”習仲勛先后兩次批發報告，同意此觀點。這樣就在原則上解決了關于工人階級內部統一戰線的爭論問題。

　　習仲勛的三次批示，解決了新時期統一戰線的一個關鍵問題，即非黨知識分子的統一戰線和工人階級內部統一戰線問題。這三個批示及時地澄清了誤解，消除了思想混亂，從而避免了統一戰線的收縮甚至倒退，對新時期愛國統一戰線的鞏固、擴大和統戰理論的發展有極其重大的意義。

　　習仲勛不僅從理論的高度重視非黨知識分子統一戰線問題。在實踐中，他也身體力行，廣交黨外朋友，坦誠相待，不少黨外知名人士，如張治中、傅作義、張奚若、鄧寶珊等，都是習仲勛非常要好的朋友。習仲勛尊重黨外知識分子的人格，關心他們的生活，與他們開誠布公，肝膽相照，榮辱與共，成為摯友。原民革中央主席、著名政治活動家屈武先生，是習仲勛的陜西老鄉，又是老朋友。有一次屈武見到習仲勛劈頭一句：“貴府真是侯門深似海啊！”面有不快，語帶譏諷。習仲勛一時摸不著頭腦，反復追問，才弄清原來新來的門衛戰士因為不認識屈武而慢待了他，習仲勛當即向屈武賠禮道歉，兩人一笑了之。余心清是馮玉祥將軍從前的老部下，是非常有名的黨外人士，參與過開國大典的禮儀安排，解放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辦公廳副主任、政務院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民革中央常委等。建國初期，任中央人民政府典禮局局長的余心清曾和習仲勛共事多年。“文革”開始以后，余心清被造反派當成“牛鬼蛇神”無情揪斗，不僅身心受到摧殘，人格也受到莫大的侮辱。1966年余心清終于不堪忍受而憤然在自家的后院上吊自殺。習仲勛對余心清的自殺非常惋惜，他曾經對其秘書張志功（后曾任中共中央統戰部辦公廳主任）說：“余老是一位跟著黨走的高級知識分子，剛直不阿，為人正派。‘士可殺不可辱’，他哪能受得了那種侮辱呢？我那時要是在北京，開導開導他，興許就不會走這條路了。”其實早在1962年9月的八屆十中全會上，習仲勛本人也因為所謂“《劉志丹》小說問題”遭誣陷，受到殘酷迫害，被關押審查。習仲勛對余心清命運的關切，已超脫出簡單的朋友之情，更體現出對整個黨外知識分子群體的關懷。

　　此外，關心僑務，落實政策創辦經濟特區，是習仲勛成功運用統一戰線推進改革開放，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久發展道路的又一成功范例。

　　1978年4月6日，剛被“解放”、恢復黨的組織生活僅僅一個月的習仲勛，便接受中央任命，南下主持廣東省委工作。根據廣東獨特的人文地緣優勢，建議中央給廣東特殊政策，得到鄧小平的支持，同意在廣東搞特區。習仲勛充分利用港澳同胞、海外僑胞，引進資金、技術和設備，向海外華僑和港澳臺同胞傳輸祖國和平統一的思想。在改革開放初，采取各種措施解決了廣東偷渡外逃現象。

　　關心僑務工作，對海外統戰工作取得非常明顯的效果，既穩定了廣東的形勢，又促進了廣東的進一步發展，更加強了與祖國大陸的聯系，增強了海外華僑對祖國的感情。對海外統戰工作的重視，這對廣東乃至國家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習仲勛以自己的方式對一國兩制、和平統一做出了自己具有開創性的貢獻。